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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世纪之交的国家安全观
[摘要]
最近关于什么是符合时代特点的新安全观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在发生了科索沃这样重大的地区冲突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霸权行径给世人很多启示和教训。什么是安全，什么是新的安全观，中国如何应对类似的安全威胁，自然成了大家关注的话题。另一个更重大的原因，即人类即将进入新世纪，不光是中国人自己，而且国际上也很关切：一个拥有世界１／５人口的东方大国，一个在过去２０年迅速崛起、经济迅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一...
最近关于什么是符合时代特点的新安全观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在发生了科索沃这样重大的地区冲突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霸权行径给世人很多启示和教训。什么是安全，什么是新的安全观，中国如何应对类似的安全威胁，自然成了大家关注的话题。另一个更重大的原因，即人类即将进入新世纪，不光是中国人自己，而且国际上也很关切：一个拥有世界１／５人口的东方大国，一个在过去２０年迅速崛起、经济迅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一个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时又拥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国家，能够为人类和平、稳定、安全、繁荣地进入新的千年做些什么贡献？所以从广义来说，提出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
从一个国际政治分析者的角度来看，过去所讲的安全要领有其优点，有值得保留和发扬光大的内涵，但也有一些应当调整、充实或改变的地方，因为时代在变化。在去年亚洲金融危机和今年科索沃危机这两场世纪末的大危机发生后，这种调整和充实更显必要。我认为，符合时代特色，符合中国自我定位的新的安全观应当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是器物层面，主要指的是物理的层面、物质的层面、实物的层面。传统的军事作战方式已经不能涵盖安全的全部内容了，它应当有更大的容量，更广阔的范围。
第二个层面：我认为可能更重要，就是体制层面。新安全观所要揭示的，就是安全性具备与否，是和一个国家的体制密不可分的。一个国家想要获得外部世界的尊重，获得安全，首先自身要有一个健康、开朗、向上、符合进取精神的体制，要不断自我完善。这是非常重要的符合时代特色的安全观的新内容。
第三个是观念层面。即安全观要突破旧的观念，要有新的思考。过去的安全观是固态的、防范式的，就好比我有一个蜗牛壳，如何把它造得结实，然后缩在里面。只要国家存在，国际法存在，民族存在，这个壳就是必要的。问题是观念要改变，不能仅仅把它看成是固态的、静止不变的、专守防范的。新的安全观或者说新的思考特别强调安全的动态，强调既要向外也要向内，强调进步性、发展性、自我革新的必要性。例如：西方的新干涉主义中有一个“人权高于主权”的内容。我认为，西方势力强调这点是别有用意的，是以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不能让它轻易得手。但另一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看到西方的虚伪性、别有用心，也要看到人权和主权的关系确实有一个很复杂的动态的过程。
现在的主权同过去的主权不一样。随着近代民族国家诞生才出现了主权这个概念，一般讲是在四五百年以前，在地中海、意大利首先出现的。那时，主权在君，是指意大利的君主或德国的诸侯，他们个人不再受教会的管束，要实行政教分离。至于这个君王、诸侯对老百姓是善良的还是杀戮众生的，实行的是完全开明的、发展的政策还是封闭的、专横的政策就不管了。到２０世纪，特别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２０世纪的后半叶，接着又面临新世纪了，这个观念的进步特别明显，就是人们更尊重民众的生存、发展、自由、充实，国家的主权应该是保障国家范围内、领土范围内的民众的权利。主权能否落实并不仅仅意味着政治家或者上层是不是对外有宣战权、缔约权，而是说维护好的主权意味着使你的人民幸福、社会安康、整个国家的面貌不断改善，这才是一个不断符合时代进步的主权。新的主权实际上是同每个人的权利相互联系的，是动态的关系，这同西方的所谓“人权高于主权”，即不要主权、不要国家是完全不同的，实际上那也是做不到的。人权必须通过主权来保障，没有国家的民族是最悲惨的民族，像巴勒斯坦人就是因为缺少国家的保护，缺少一个主权的架构，因此才四处流浪。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所讲的“人权高于主权”是荒谬的。但反过来说，我们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认为主权对人权没有关系。主权是要尊重受主权保护的、其管辖范围内的所有民众的权利，通过自己的体制、政策，使所有人心情舒畅，各有所为。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是相关的、积极互动的。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要避免一点论，要有两点论。
总之，我们既要有锋利的矛和强有力的盾，但不能忽略自身是不是足够的健康和进步，是不是完成了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治理法制化这些符合现代化的工作，这点特别需要注意。
转载自 中评网-学者社区-王逸舟个人主页 原载自《瞭望》 1999，9，13，第３７期
作者介绍：王逸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主编，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政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世界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太平洋学会太平洋地区专业委员会专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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